首湘缘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写论文、公文、讲话稿、新闻、诗词、信件等，林林总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其文观点鲜明、理由充足、逻辑性强，而且优美精湛、气势磅礴、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文采飞扬。思想说服力与艺术感染力兼备。有名家如此点评：“既恣肆雄辩，酣畅挥洒，阳刚豪放，同时又讲究行文技巧，既有桐城派的简切博雅，又有《文选》的华丽文采，无论是用文言文，还是用白话，无论是精巧工对，还是散乱出之都有一股逼人气势”，表现出精彩特有的写作文风，令人拍案叫绝。

总结实践之需，充分调研而备

毛泽东写文章必定是出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绝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类的无病呻吟，而且为了真正解决问题、极具针对性、切中要害，他在写之前定要进行读相关书籍、找相关人士座谈或者深入走访基层等充分准备，从不会偷懒敷衍、闭门造车。

准备写哪类东西，就收集学习相应内容的书；着重要解决哪些问题，必定先行深入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为文的主要也是首要一环，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

1929年他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备感自己的思想与知识储备欠缺，就给中央写去一封信说：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他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也写信说：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他随后写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我军的纲领性文件。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城，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的边陲之地，摸清寻乌各方面的情况和据此制定政策，对三省及其他地方都有实践意义。他躬身遍访及探究的寻乌调查是通过深入调查和解剖寻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来进行的。期间，随着对理论与实践间关系的认识趋于成熟，经过了一番斗争，决定向只懂得照搬外国经验和按上级指令办事、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本本主义”提出挑战。写出了传世名著《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及《寻乌调查》，为全党全军树立了调查研究的榜样。他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在党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著名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深刻分析指明了调查研究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这些观点已包含了后来被中共总结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因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雏形。对此文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以至于在失而复得后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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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调查时，写了著名的《调查工作》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思想。

毛泽东撰写党的重要文件和阐述各种观点的文章，特别注意吸收更多人的集体智慧。而且关键的，是他必定会引领着大家一起深入思考，一起确定主题思想，一起不断地锤炼文章。他深知，一篇重要的文章与讲话等必须要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才能有实际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才能锵铿留音、流传千古。我党历史上一些经他起草的重要文件，好多是他集中吸纳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后他加工提炼写成。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1945年的《愚公移山》那篇讲话，其中的典故和一些思想，先是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提到。然后在党的七大上先后两次用白话文讲述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再与其他同志一起修改深化后，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正式以闭幕词的形式推出。总共1500字，语言生动、脍炙人口，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只要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搬掉头上的“大山”这一深刻的思想。

还有那篇著名的关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2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十大关系的思想即在此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最后由他概括出来。对此他在1958年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还提及：“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称赞中国古代《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认为郦很会调查研究，说：“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只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问题的本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也才会有毛泽东所说的“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

最根本之处在于，其佳作多是回顾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个个艰难经历、经验及至教训之必需的研究性产物，为的是从总结过往中探索出指导一个紧接一个而来的新任务并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所写。

1960年春，他在广州通读《毛选》第4卷稿子时很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历历在目。他感慨万千地说：“这个第4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4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不只《毛选》第4卷，而是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他视为历史的记录。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虽是谦虚之辞，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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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到1933年，毛泽东深入农村，亲自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调查报告。

这些坦率的评判，表明他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本就是写作规律。对此规律他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列举了些篇章内容。比如，他说，“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有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

站得高看得远，锤炼气势思想

身为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面对各种事态、处理各种问题时，一贯以他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胸怀天下而站得高、看得远，这样出自他手、承载他的这些分析和解决事情的思想思维与方法手段途径的文章，必然饱含着深谋远略、高屋建瓴的意蕴与风味，无以伦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即很好的例子。1930年1月5日，他复信批评了当时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须执行正确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原则。这篇著作，标志着他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已基本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那么他的文章就要给人以颇有说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丰富思想，传输出强有力的精神内核和力量，要能指引大家解决问题。一句话，要有“理从事出，片言成典”的思想家高度，即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等。1938年写《论持久战》时，全面抗战已进行整10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着战争的早日胜利，结果却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随即“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流传不绝，悲观情绪甚至影响到了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他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经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及分析判断后，他写出《论持久战》。它凝结了他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客观全面考察、深入分析后，对战局发展及其未来前途论及：“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中国能够速胜吗？答案：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同时他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3个阶段：即敌人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阶段。并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此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的抗战也产生很大影响。英文版发行后很快震惊了世界，得到高度评价。外媒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半轮廓。”一篇论文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而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是具体的思想。毛泽东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问题时总能归纳出本质共性的哲理。1944年9月一位普通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不幸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和发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为人民服务”这一高度的思想概括，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及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了这样振聋发聩、催人奋进的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更为甚者，他挥毫生风、提笔行云，总是欢畅有力、生机盎然地造出一股股气势，即革命家“理直气壮，舍我其谁”的特有气势。

将他文章信手拈来一篇且拜读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种高瞻远瞩、纵横千里、酣畅淋漓的气势。譬如，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以上一行行文字可谓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种独特气势分明地由其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形成。毛泽东堪称一代文章大家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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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为此，毛泽东强调，研究具体问题，写文章，必须“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研究大的问题，还要有全局意识，提出领导干部要善于辨别风向，及时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这样去写文章方能“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他还告诫人们：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他的文章有那种独特的深刻思想、锐不可挡之气势所在。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他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可仅有了丰富材料还不够，重要是需进一步下工夫加工、消化，“吃透”材料。用他的话说即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而要达此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他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掌握了辩证的方法，把道理分析透彻了，文章才能写得精彩而深刻。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将自己思考所得的思想精华在付诸笔端过程中再进一步锤炼升华，这样才可能写出最完整和经得住推敲的真知灼见。“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他说，“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灵活谋篇布局，妙用修辞化典

毛泽东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逻辑、修辞。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即其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熟稔磨炼好以上基本法则后，他谋篇布局则讲究灵活精巧，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一切为了效果，不写八股文。

标题是文章的灵魂。他强调文章标题要醒目，认为“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为此，他也用心讲究并多数力倡开门见山、简约生动。精读《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感受到，他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风格，其中之一是：只要准确，不管长短。1949年1月14日写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标题简洁大方、一目了然；1月28日写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标题则长达46个字，但此标题想去掉一个字也难、另起一个也不容易。

开场白经常没有，有时却比正文还长。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无几句导入，一提笔便开讲问题，小标题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毛选》第2卷40篇中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篇有、39篇都没开场白。第3卷31篇中只《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两篇有、29篇没有。而第3卷中1941年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全文314个字，开场白却长达113个字。有的开场白仅一句却给人更大震撼。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头仅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接下来直扑主题内容条分缕析。

关于正文，他则不讲工整不论长短，只看需要。行文风格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

关于段落内容上，他总是形式多样，灵活铺排。有的先说明内容，后说这是要讲的“第几点”。有的段落中的核心要点有时在前面讲、有时在后面讲。而早年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没有中间段落，一段到底。1945年写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这是篇划时代意义的文章，要讲的内容也很多，但没分段，也没写一、二、三、四、五，就一个自然段接一个地下来了。至于结尾写法，他多数没。偶尔长结尾，则是把文章要点综述一遍形成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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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他对叙述方法也有独到见解。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因而“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文章的叙述要尊重人们认识问题的习惯，讲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他不仅立意与结构如此奇妙优美、不拘一格，而且他的行文中推崇的语言修辞及借典翻新等更是运用自如，光昌流丽，美不胜收。这便是他要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使人爱看的目的了。

他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他读《红楼梦》不计其数，还总向别人推荐并说至少要读5遍。对书中的语言、故事、人物他信手拈来、随手妙用。他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等。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作品他总是常读常新、巧加运用，他很注意从中吸收养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和语言形式去打动人。

善于发掘中国古代成语典故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联系实际加以巧妙运用，让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形象具体、深入人心，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是他文章又一突出亮点。他之所以总能恰当自如地运用祖国语言，固然离不开他对革命事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时也和他长期手不释卷、勤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及其知识渊博是分不开的。他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即“引经据典”中的“引经”。 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即“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他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四是个性语言，即将典雅、通俗、幽默完美结合的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

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如洪钟：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最难把握的幽默，在他政论文里却用得恰到好处、锦上添花：用生动文学语言讲清艰深政治道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重要性时形象比喻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朴实与浪漫互见、雅俗共存。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美轮美奂，耐人咀嚼，荡气回肠，终成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