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每年的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后，在反动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之下，只能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公开进行活动的环境。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

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我们党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也在北京有着光辉的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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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北京之行的第一个落脚地是在哪里？

钟楼的北边，有一条小胡同，东起宝钞胡同，西止旧鼓楼大街，叫豆腐池胡同。

豆腐池15号，是杨昌济故居，旁边钉着一份简短的简介：杨昌济为杨开慧之父。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与蔡和森二人曾经住在杨昌济的家中。简单的文字，并没有对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故事加以着墨，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

没错，当年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豆腐池胡同。

沿着5级台阶踏上杨昌济故居的门槛，门边“杨昌济故居”的牌子便掩映在斑驳的树影下，向过路的人们宣告这座宅子过去不平凡的历史。

1918年，杨昌济先生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居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15号，当时为豆腐池9号，大门开在东南角，门上挂起了“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

这座院子是一座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米。如意大门一间在院子西南侧，硬山顶合瓦皮条脊。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都是硬山合瓦清水脊。西厢房已改建。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

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后，觉得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好。他想起了远在湖南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

1918年6月下旬，杨昌济写信给毛泽东、蔡和森，希望他们到北京来，然后去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

接到老师的来信，6月23日，蔡和森离开长沙，前往北京。8月间，蔡和森从北京来了好几封信，希望毛泽东速来北京，并强调这是杨先生的意思。杨昌济确实牵挂着毛泽东的前程，希望毛泽东早日来京。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章龙、李维汉等一行25人北上。19日来到北京。

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就留在北京大学读几年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就住在他这里。

于是，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暂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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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幽深的胡同、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但让他更加兴奋的，是又见到了“霞姑”。

“霞姑”就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刚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

父亲期望杨开慧的生命如灿烂的朝霞，就给她起号霞，字云锦。少女时代的杨开慧，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由于毛泽东经常到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慢慢地，她注意到了这个高个子男生。毛泽东和大家欢快热烈地谈话，常常使她放下手中的功课，静静地旁听。

杨开慧这次随父亲也来到了北京，在家里自修，跟爸爸学习国文和英文。

此后，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常在星期天、节假日，聚在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和杨先生共叙天下大事，探寻救国的真理。

当年“板仓杨寓”的中院，刚栽下一棵小枣树。杨先生和女儿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小枣树一天一天长大，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俩一起漫步在紫禁城外的筒子河畔，游览风景如画的北海，欣赏湖畔的垂柳。

一来二去，毛泽东和杨开慧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俩恋爱了。豆腐池胡同，留下了他俩多少成双成对的脚印；巍峨的钟楼，见证了他俩心心相印的海誓山盟。

不久，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租了3间房，离开了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毛泽东任主事（也就是校长）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1930年11月4日，在长沙城外浏阳门外识字岭，杨开慧被国民党枪杀，时年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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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北京之行还有哪些地方？

毛泽东第一次来京时，与蔡和森曾在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故居南房的暗间住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49岁。杨昌济先生在临终之时，给自己的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力荐毛泽东与蔡和森。信中写道：“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先生为国举贤，不遗余力，不愧为毛泽东的恩师。而杨昌济先生病逝之时，毛泽东因“驱张运动”正在北京，自然尽力帮助料理恩师的后事。

1月25日上午8时，杨昌济先生追悼会在宣武门外法源寺举行。2月中旬，杨昌济先生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离开了北京，返回湖南长沙板仓。先生魂归故里，他的家人也从此离开了豆腐池9号的“板仓杨寓”。

后来，毛泽东搬出豆腐池胡同，住进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现在，从三眼井胡同拐入吉安所左巷，嘈杂的人声、车鸣立刻被抛到脑后。格局、样貌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的胡同中，时间仿佛静止，迅速倒流回90多年前。那时，毛泽东离开豆腐池胡同后，搬到景山东街吉安东夹道7号，也就是现在的吉安所左巷8号院内。

清朝，这儿是吉祥所，就是棺殓、发丧宫女的地方。民国初年，吉祥所改名为吉安所。吉安所东边的小夹道，就成了吉安东夹道，后来改称吉安所左巷。

吉安东夹道7号是一所不大的院子，北边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毛泽东就住在靠西的那间北房里，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

对于吉安巷东夹道7号的生活条件，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形容说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毛泽东自传》中他也回忆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虽然在网络地图上，输入“毛泽东故居”的字样，能够显示出“吉安所左巷8号”的具体地址。但是如今的吉安所左巷8号院，早已经过了翻新，大门也被换成了双保险的红色铁门，“都是住家了，房子也不是过去的了，早翻新过了。”坐在胡同中晒太阳的老奶奶，笑起来时，满脸的皱纹把眼睛挤得只剩下一条缝，“院里好像还有一棵枣树是老的，其他都没了，没了。”

除了当年毛泽东住的地方，毛泽东留下足迹最多的当然还是北大红楼，因为，那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以后，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的是“图书馆助理员”。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毛泽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也属于“北漂一族”。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得在北京找份工作。一方面协助勤工俭学事宜，一方面在职求学。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找个事儿。杨先生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乐于助人的李大钊请校长蔡元培批了个条子，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红楼新闻纸（报纸）阅览室，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

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逐渐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根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的记载，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也没有“助理员”这个职务。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也没有说自己是“助理员”。

此外，当时担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也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担任“助教”、“事务员”，也不会是“杂务人员”，他只能是“书记”。

那么，“助理员”一说是怎么来的呢？

追根溯源，“助理员”一说最早出自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当时的情形是毛泽东口述、黄华翻译、斯诺用英文记录的，个别词语翻译不正确也是可能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却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后来的人直译成中文时，就成了如今流传甚广的“助理员”一说。

应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的不是“助理员”，而是“书记”。不过，当时的“书记”可不同于现在各级党委的书记。毛泽东当时的“书记”，只是个管理报纸、登记阅览的临时工作人员。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虽然只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古都北京给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毛泽东自传》一说中，这样写到：“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在这里啊，还要补充一点，尽管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已经小有名气，而且是新民学会的领导者之一。但到了人才济济、精英聚集的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之后，就大有小佛见大佛的感觉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

由于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愿同我来往……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