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中庸”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反映在诗词等文学创作中，往往非常讲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很少涉及激烈的斗争与冲突。毛泽东则独辟蹊径，写诗填词中突破“中庸”的束缚，有意识地表现对抗，展示冲突，展现出斗争与和谐的辩证统一。毛泽东诗词的这一鲜明特征，生动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斗争精神，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内容涵盖新中国成立前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对革命历程中发生的大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根据地建设、红军长征、团结抗日、保卫延安、解放南京、抗美援朝、建设高潮、中苏论战、世界革命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艺术概括，无不是各种形式的斗争描写。毛泽东诗词中的“征腐恶”“把鲲鹏缚”“缚住苍龙”等，充分表达对反动势力主动而坚决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是他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面临国民党各路军阀不断地进剿、追剿、会剿、围剿，生存条件极端困难，但是毛泽东带领红军始终坚持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争，创作的诗词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争品格。在1930年2月创作于攻打吉安途中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他用“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充分表达了红军战士们积极求战的心态，用“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赞颂了其旺盛的战斗力和果敢的执行力。

长征路上，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不断升华。在两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路上，红军面临无数大大小小的战斗，但毛泽东诗词并没有专门写某次战斗。《七律·长征》的概括性极强，“万水千山只等闲”中的“等闲”二字将红军蔑视困难的信心溢于言表，“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则夸张地描写了红军毫不畏惧任何困难的斗志。在第二次攻占遵义后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中，诗人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红军敢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豪情，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表达了红军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的悲壮情怀。

不畏强权，敢于斗争

毛泽东一生傲视强权，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此竟曾付出备受排挤的代价。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和把共产国际奉若神明的王明“左”倾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不断被撤销党内职务也决不屈服。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逼迫中国就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向美国让步，并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毫不畏惧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老子党的作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创作10余首诗词与之斗争，是其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在《赫鲁晓夫访美》《读报》《改鲁迅诗》等以七律为表现形式的系列诗词中，毛泽东嘲讽赫鲁晓夫访美是“涂脂抹粉上豪门”，形容其反华立场是“凶神张口吐烟霞”，调侃其炫耀武力是“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诗句如同战斗的鼓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是充分展现诗人斗争胆略的诗词。他在词中高度赞扬“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革命形势，嘲弄赫鲁晓夫提出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那种庸俗的“福利共产主义”，喝令其“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在当时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也是非常扬眉吐气的。

1961年，国内经济非常困难，国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趁机大肆攻击中国，苏联也对中国施加压力。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毛泽东创作了《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首词通过梅花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开放和迎春而不争春的描写，表现了无产阶级坚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藐视困难，乐于斗争

中国有些传统诗词中虽然写到了斗争和冲突，但作者往往是悲凉无奈的心境。毛泽东则不同，他总是能够享受到战斗的快乐，胜利的喜悦。“乐”成为其诗词的情感底色。自然环境越险恶，战斗局面越紧急，胜利也就越显得弥足珍贵，诗词主体的喜悦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强。因此，他诗词中天气，往往有暴雨飞雪；诗词中的山，大多是险峻无比；诗词中的水，也常常是白浪滔天。

成立之初的共和国一穷二白、千疮百孔，同时面临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建设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忘我的激情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努力在神州大地上绘出壮美的图画。毛泽东创作于1956年的《水调歌头·游泳》堪称是一首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赞歌，是其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诗词的代表作。诗词体现出强烈的层次感，从“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自由闲适写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光阴紧迫，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想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发展远景，人民群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业和气魄让神女也为之惊叹。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就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1958年，他在得知江西余江县发动群众消灭了血吸虫后用“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表达自己创作《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异常兴奋。他在诗的后记中写道：“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但是，只要充分运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六亿神州尽舜尧”，再难以克服的顽疾也只能“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注重方法，善于斗争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领袖，一生对哲学都有非常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就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一些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风格迥然不同。由于具备深厚的哲学积淀，他在创作的时候对作品主旨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反映对象也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有时虽然也抒发激烈而亢进的情感，但基本上能够进行较为理性的控制。在诗词中，他往往洞察局势，立足实际，情感的抒发寓之于理，而不是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那样做无谓的斗争。

毛泽东讲究对敌斗争的辩证法，曾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著名论断，这在很多诗词中都有鲜明表现。他在1929年秋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描写了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指明了红军“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斗争策略。他在1931年春夏先后创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形象地展示了红军“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军事斗争方针，用“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嘲讽了敌人被动挨打、处处碰壁的丑态，展现出红军捕捉时机、善于斗争的智慧。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堪称是我党的一大法宝，他认为做任何工作都要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作者1961年依郭沫若一首七律观后感而写的。当时郭沫若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创作了一首七律，其中有“千刀当剐唐僧肉”的诗句，毛泽东认为太偏激了，用“僧是愚氓犹可训”对之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唐僧一时没有觉悟，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性质来说终究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唐僧是团结、教育的问题，不能把他推到白骨精那边，使之成为打击对象。毛泽东诗中这种“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分别对待”的观点，让郭沫若心悦诚服。

（摘编自《党政论坛》2022年第1期 张大伟/文）